• 近代汪精卫著名人物介绍

    近代汪精卫加入同盟会

    中文名:汪兆铭,国籍:,民族:汉族 “遗臭万年”的汉奸

    汪兆铭(1883年-1944年),祖籍浙江山阴(原绍兴县),出生于广东三水,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早年投身革命,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文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汪精卫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1924年任中央宣传部长。后期思想明显退变,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汉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骨髓肿”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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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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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代汪精卫加入同盟会

    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

    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

    1906年6月毕业后拒绝两广总督岑春煊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日语翻译,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资助朋友)。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随孙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

    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3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并筹募革命经费。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报》主编,秘密复刊发行《民报》第25-26号。

    1910年1月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后被捕,判处终生监禁。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此后受肃亲王善耆软化,意境为之一变。武昌起义后,由袁世凯开释出狱,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暗中秉承袁的意旨,与君主立宪党人杨度等组织国事共济会,鼓吹革命、立宪两派联合拥袁,实现南北统一。12月与李石曾等在天津组设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长,阻拦北方革命党人发动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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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秦嘉与其妻徐淑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对有名的恩爱夫妻。秦嘉、徐淑夫妻的爱情故事,因为他们的诗文赠答而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东汉桓帝时,秦嘉为郡上计吏,离开家乡陇西远赴洛阳。徐淑寝疾还家,不获面别,夫妻俩书信往还,诗词酬答,各叙款曲,情辞均悱恻动人,是较早以夫妻日常生活感情纳入文学作品视野并取得相当成就的佳话,秦的赠妇诗三首(五言)也是早期成功的五言诗之一。这些往还诗文,被梁代诗论家钟嵘评为“事既可伤,文亦凄怨”(《诗品》卷中)。在流传至今的赠答诗五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汉诗》卷六)中,秦嘉赠诗作为五言抒情诗的成熟之作,被视为东汉文人五言诗创作进入繁荣期的标志。夫妻往还书四篇(《全后汉文》卷六十六、九十六),以从容舒缓之笔,叙谈日常生活之事,抒写夫妻离别之情,为此前散文所未见,也受到文学史研究者的重视。 秦嘉、徐淑夫妻赠答诗,最早见于南朝的陈徐陵所编《玉台新咏》卷一。往还书较完整的传本,则见于唐初欧阳询所编《艺文类聚》卷三十二的征引。南宋的姚宽所著《西溪丛语》卷下收录了全部的赠答诗文,但并未超出《玉台》、《类聚》所载的范围。成书于隋的虞世南所作《北堂书钞》和成书于宋的《太平御览》,对秦嘉、徐淑夫妻往还书都有一些零星引录

    ,其中有数条溢出《类聚》之外,已可见《类聚》所引并非全篇,这与欧阳询《艺文类聚序》“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的采择标准相吻合。《类聚》始创类事居前列文于后的类书编纂方式,改进了此前类书偏重类事不重采文及随意摘句而不成片断的不足,但对所录文字也并非不作删节。不能因为《类聚》所录诗文大部分自成段落,而误以为就是全文。

    详细点击:【秦朝:秦嘉】

  • 王允望族世家

    王氏家族是山西的名门望族,世代担任州郡的重要官职,在当地影响很大,威望颇高。王允天资聪颖,独具慧质,深受上辈们的喜爱和赏识。在他们的影响和熏陶下,王允自小意气非凡,立志长大后不仅要继承和发扬父辈的传统,而且还要心忧国家,有益于东汉社会。为了实现这一志向和目标,王允时时刻刻注意自身素质的修养。虽出生豪门世族,但他并不迷恋奢侈的生活和舒适的享受,而是充分利用家里的优越环境,饱读诗书和泛阅经传。少年时期,王允就已经成为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才子,远近文人学士都对他刮目相看。习文章、阅经典之余,王允还坚持习武强身。他崇慕卫青、霍去病的威猛和气度,同时也佩服他们誓死卫国的精神。认真不懈的文修武练不到数年,王允便出落为一名文韬武略无不精通的全才。

    由于出生上层士族世家,平日除了习文练武之外,王允也经常跟随父辈们出入官场,结交许多世家名士。而且,王允更愿意与下层人民接触,因为这样更能接近生活,体验生活,积累丰富的经验。一时之间,少年王允不仅在同辈中间脱颖而出,而且在整个山西也已经小有名气。

    王允秉公为官

    19岁那年,王允被推举为郡吏。任职不久,便遇上一件极其复杂棘手的事情:山西晋阳地区有一名叫赵津的小黄门,依仗自己的主子是朝廷当权宦官,便在当地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百姓慑于赵津的淫威,敢怒而不敢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王允得知这一情况后,气愤地对手下衙吏们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此为非作歹,贪赃枉法,格杀勿论!”随即下令逮捕赵津,并立即将他解押东市,斩首示众,以慰民心。晋阳百姓见他们深恶痛绝的祸害已除,个个拍手叫好,他们还纷纷前往王允所在官署,感谢慰问王允,称赞他是为民作主,不畏强暴的好父母官。王允首次经受世事的考验,并赢得众人的称赞和拥护,由衷地感到高兴,更坚定了秉公为官的信心。

    东汉末年,由于朝廷腐败,导致中央和地方买官鬻爵的现象十分严重。特别是地方官僚权钱交易极为普遍。与王允同郡的同乡中有一个名叫路佛的游混无赖,从小娇生惯养,既无学识,也无德行,他仗着家里有钱,向太守王球行贿,要王球给他个官当。财迷心窍的王球是个见钱眼开的昏官,收下路佛的赂贿后,便给了他一个补吏的职位。王允对这种肮脏交易十分忿恨,当众揭露路佛的丑行,并与王球变颜争辩,指责他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王球恼羞成怒,利用手中权力,立即将王允捉拿起来,投入牢中,准备随时杀掉。刺史邓盛很早就听说过王允的事迹,很是钦佩他的才识和性格。当他得知王球要杀掉王允的消息后,立即亲自骑上快马,前往太守衙门,保释王允,并且请他做自己府中的别驾从事。王允很感激邓盛的救命之恩,同时也为邓盛的正义行为所感动,于是一心一意为邓盛效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邓盛深感满意。在邓盛的提拔和宣扬下,王允的名声越来越大,为他日后步入朝廷做官奠定了基础。

    王允为官初露锋芒,不仅赢得了州郡官吏和当地百姓的赞赏和钦佩,而且引起了朝廷的注意。鉴于他的才能和表现,王允不久被朝廷三公同时征召,以司徒高第征为侍御史。从地方州郡迁到中央朝廷,这是王允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也为他实现忠心为国的政治抱负提供了广泛的政治舞台。

    公元184年(中平元年),即王允征为侍御史不久,全国各地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军农民起义。为了迅速镇压起义,东汉政府特别选拜王允为豫州刺史,征辟尚爽、孔融等名士担任王允的从事,率领重兵讨伐黄巾军。王允初次领兵打仗,便充分展示了他非同一般的文韬武略。预先,王允广泛征求从事和普通官兵的意见,设计了周密的作战方案;战斗过程中,王允亲自披挂上阵,大显身手,彻底击溃豫州一带的黄巾军。之后,王允和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共同受降数十万黄巾起义军。在受降过程中,细心的王允从农民军中搜查到一封中常侍张让的宾客所写的书信,信中涉及一些与黄巾军有关的内容。张让是当朝掌权的大宦官,权势很大,极受皇帝宠爱。王允也不计较利害关系,他怀疑张让与黄巾军私通,便进一步追查,把其中的具体细节全部揭发出来,并且写成奏折上奏皇帝。汉灵帝大惊,立即召张让进宫,怒气冲冲地指责张让,并要他交待实际情况。张让一向在朝中自以为是,指手画脚,也没想到有谁敢在皇上面前揭露他,因此见到王允的奏章后吓得半死,急忙叩头谢罪。可张让是何等狡诈圆滑的人物,他在回答皇帝时,不仅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反而说王允忌妒陷害他,说自己对陛下,对朝廷是如何如何忠心耿耿,没有丝毫与黄巾军私通和背叛朝廷之意。灵帝本就有意偏袒张让,加上被张让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自认为他无罪,也便不再追究。

    张让脱罪后,对王允心怀忿恨,一心想伺机打击报复王允。第二年,张让终于找到一个借口,将王允逮捕下狱。不久,正好赶上朝廷大赦,王允免罪释放,还复刺史原职。可是,睚眦必报的张让并没就此罢休,没出十天,他又以另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王允治罪,王允再度入狱。

    王允坚强不屈

    司徒杨赐素知王允的为人和品性,知道张让是有意想置王允于死地,为了替王允开罪,让他免受痛苦和屈辱,杨赐派手下人劝告王允说:“你因事得罪宦官张让,一月之内,两次下狱,很明显他是有意和你过不去。如今你是凶多吉少,性命都难保。为了成就自己的志向,你又何必不先退让一下,忍一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如果只一味好强,恐怕他不会放过你,请你仔细思量思量吧!”王允手下的从事也对王允的再次入狱深感忧虑,他们想方设法营救王允。有一名好斗气的下属去狱中探望王允时,痛哭流涕,劝王允向张让认错赔罪,求他网开一面,被王允怒斥拒绝。下属找来一杯酒,气愤地对王允说:“你既然如此保全自己,不如喝下这杯毒酒算了,又何必还在狱中受别人的折磨呢?”可是,出乎下属的意料,王允一把夺过酒杯,厉声说道:“我是堂堂天子的臣民,君王赐罪于我,我应当接受惩罚,按照王法在街头斩首示众,而且天下人都应以我为戒,不再违反法律,维护社会的安定,哪有私自吞喝毒药,以死逃避法律制裁的道理?你们不用再劝我了,我意已决!”说完,便把酒泼倒在地上,自己走近囚车,又重新被关进监狱。

    由于王允一直又没有向张让赔罪认错,张让又进一步渲染他的所谓的罪行情节。

    不久,王允的案件被提审,王允的手下官员和朋友以及朝中许多官员都十分着急,想制止张让对王允的陷害。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司徒杨赐联名向皇帝上书,替王允求情,希望汉灵帝能够赦免王允。他们在奏章中写道:“王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为官尽忠尽诚,宽宏贤能,具有君子的风范和气节。过去晋悼公和先朝孝文皇帝能明辨是非,赦免大臣的罪行,陛下就不能仿效吗?如此王允受命于朝廷,诛讨逆贼,安抚良民,本应论功行赏,加官进爵;难道就因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就定他死罪吗?陛下如此不公平地给予他处罚,恐怕有负众望,百官有所不服吧。”灵帝刘宏看完奏章后,便赦免了王允的死罪,但仍下狱重新定罪。这年冬天,又逢朝廷大赦。由于张让始终从中作梗,王允仍不在赦免之列。何进、袁隗、杨赐等三公要员继续上书皇上,要求赦免王允。等到第二年,王允才被免罪释放。当时,朝中宦官当权,张让阉党凭借权势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刚刚出狱的王允虽对张让等人的行径深恶痛绝,但因力量有限,只得改名换姓,离开都城洛阳,辗转于河内、陈留之间。

    不久灵帝驾崩,王允急忙赶赴洛阳吊丧。此时,朝廷局势极度混乱,以何进为首的外戚势力大增,阉党张让失去了对中央政权的控制权,面临覆灭的危险。大将军何进利用各地方官吏奔丧的机会,大肆结交和拉拢亲己势力,以谋张让。王允一到洛阳,就被何进紧急召见,并说明意图。王允很

    感激何进对他的救命之恩,便满口答应,并担任从事从郎一职。后来情况发生急变,张让集结党羽,用何太后召见何进的名义把何进骗入宫中,趁机伏杀。王允不得不迁任河南尹,暂时逃避张让的嚣张气焰。张让伏杀何进后,曾奉密召的董卓、袁术等人立即领兵进京,讨杀张让。张让、段挂等人挟持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半夜出逃。当时,朝中公卿大夫被急变的局势吓得不知所措,他们都不敢护卫少帝。王允立即派遣一部分士兵跟随尚书卢植一起保护少帝,事后,又奉迎少帝回宫。

    公元189年(永汉元年),董卓废掉少帝,献帝刘协继位,王允被拜为太仆,不久迁任尚书令。公元190年(初平元年),王允替代杨彪担任司徒职务,同时兼任尚书令。

    王允担任司徒,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秋。献帝登极后,外戚、宦官斗争仍在继续,黄巾军起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各地割据豪强也趁机发难,借讨宦官为名,纷纷问鼎中央政权,整个东汉政权危机四伏,动荡不安。面对如此国将不国的尴尬局势,王允毅然承担起恢复和革新东汉政权和社会的重任,没有丝毫退缩和畏惧。为了稳定政局,消除混乱,王允和朝中其他忠臣良将一道出谋划策,重新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

    王允隐忍不发

    董卓在进驻洛阳过程中,迎立少帝,挟天子以令诸侯。进驻洛阳后,董卓又多次赤裸裸地表现出对权力的贪婪欲望。他废旧立新,毒杀太后,广植党羽,培养亲信,统收兵权,控制朝廷。从董卓的种种倒行逆施中,王允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他将成为威胁东汉政权的最大隐患,必须采取必要措施遏制和除掉董卓。可是,董卓手中掌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党羽众多,而且董卓本人凶残毒辣,如果主动出击,只能是以卵击石。于是,王允表面上一味听任,甚至顺从董卓,让他放松对自己的戒备,实际上却在细心计划,周密布置。董卓进入洛阳后,为了站稳脚跟和扩大势力,曾极力拉拢朝中有影响的官员。王允不动声色,顺势归顺,尽量迎合。有时,王允不惜矫情曲意,偏违原则,来换取董卓的信任。董卓见王允不但具有才识,而且对自己忠心耿耿,毫无二心,于是便把王允当作自己的心腹亲信,对王允不生丝毫疑心,无论朝政大小,都托付给王允处理。王允借此时机,亲自主持一些恢复王室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具体事务。

    王允虽然表面上多有曲迎董卓之意,但在有些涉及原则、正义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意见。杨勋是当时朝廷的正义之土,自从董卓乱政以来,杨勋不畏强暴,一直与他进行尖锐的斗争。他曾与左将军皇甫嵩一起密谋诛杀董卓,后因皇甫嵩升迁,杨勋势力弱小,只得作罢。一次,董卓问王允:“不知谁最适合担任司隶校尉?”王允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只有杨勋最合条件。”虽然明知董卓与杨勋之间矛盾很深,但是,出于正义,王允毅然推举了杨勋。

    在与董卓表面敷衍的同时,王允暗中积极组织和筹备反董卓的斗争。王允首先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公业等人共同商议诛杀董卓的计策。为了控制一定武装力量,王允等人极力向皇上推荐、保举羌校尉杨瓒行使左将军的权力;同时还举荐执金吾士孙瑞担任南阳太守,掌握一定的地方势力,并且命令他借讨伐袁术为名,带领兵马出道武关,实则为多路夹击董卓作准备。士孙瑞的行动引起了董卓的怀疑,他决定把士孙瑞留在都城。王允听说后,便顺从董卓的意思,擢升士孙瑞为仆射。另外又擢升杨瓒为尚书,为最后反击董卓作准备。

    王允铲除董卓

    公元191年(初平二年),董卓封王允为温侯,食邑五千户。王允想拒绝,士孙瑞对他说:“在大事没成功之前,不能有丝毫破绽,您与董卓加官进爵,朝廷百官都瞻仰您的崇高品节,何乐而不为呢?不要因意气而误了大事啁!”王允一听有道理,便受命听封。

    公元192年(初平三年)春天,天下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连续下了两个多月的雨。王允和士孙瑞、杨瓒等人借登台祭祀乞神降雨之机,紧急商议谋杀董卓的行动方案。士孙瑞严肃地对他们说:“自从去年岁末以来,太阳阴晦不照,淫雨连绵不断,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应该有个尽头。现在我们时机已基本成熟,如果不把握天机,先发制人,恐怕以后后患无穷啊!请你们认真考虑考虑。”王允很赞同士孙瑞的意见,决定伺机尽早行动,以图董卓。可是,董卓爪牙密布,戒备森严,而且他本人力大无比,凶残毒辣,如果不采取万全之策,一旦失手,恐怕后果难以设想。王允提议,可以安插内应,里应外合,杀他个措手不及。王允获悉董卓与他的心腹吕布之间存在很深的矛盾,便秘密召见吕布。正好吕布也有反董卓之意。于是,王允便把诛杀董卓的计划全部告诉吕布,并委他作内应。起初,吕布碍于自己是董卓的义子,不便在内部亲自下手。王允对吕布说:“你姓吕,奸贼姓董,父子只是名义上的,并非骨肉亲情,况且董卓现在已是众叛亲离,你难道还认贼作父吗?你当他为父亲,平时他待你是儿子吗?”吕布与董卓爱妾私通,怕董卓发现报复,于是便答应下来。

    这年四月,正当王允等人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正逢天子大病初愈。朝廷百官在未央宫集合,恭祝天子龙体安康。事前,吕布派同郡骑都尉李肃等人带领十多名心腹亲兵,穿上宫廷侍卫的服装,潜伏在宫殿侧门两边。当董卓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侧门外时,立即遭到潜伏在门后的李肃等人的突然袭击。董卓急呼吕布,吕布手捧圣旨,大呼:“奉旨杀贼!”董卓在绝望中被吕布所杀,并且株连三族。

    董卓被杀,朝廷上下一片欢腾。董卓祸国殃民的行径,激起了天下人们的极度痛恨,铲除董卓,不仅顺应时代潮流,而且合乎天下民心。它的意义不仅仅只在于谋杀董卓一名国奸臣,而且还深刻影响着东汉末年的历史进程。司徒王允,用自己对朝廷的赤诚和一身正气赢得了铲除董卓斗争的胜利和世人的称赞。

    董卓被杀后,王允“录尚书事,总朝政,遣使张种抚慰山东”。

    王允居功自傲

    作为诛杀国贼的首要功臣,王允自然少不了朝廷的嘉赏和广大人民的称赞。于是,王允态度开始发生改变,似乎有些飘飘然起来:“连董卓这样不可一世的大奸贼都死于我的手下,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他便对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无所谓,毫不在乎,甚至居功自傲。“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每当群臣集会,王允很少像以前那样和大家推心置腹,共同商讨权宜之计,而是正襟危坐,面无和悦之色。慢慢地,群臣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推崇和拥护他了。

    当朝文学家蔡邕曾是董卓的旧臣,当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时,蔡邕正好和王允在一起。当时,蔡邕感到很突然,不禁脸色大变,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叹息。王允勃然大怒,严厉指责蔡邕:“董卓是国家的罪人,祸国殃民的罪行不可饶恕,你身为天子臣民,应该从大局考虑,从国家出发,共同声讨国贼,不想你念及他对你的一点私人恩惠,竟然为他感到痛惜,这难道不是与董卓同一鼻孔出气吗?”说完,便不容分辩,立即将蔡邕押至廷尉处问罪。蔡邕有口难辩,但作为文学家和史官,他为了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事业,继续写成汉史,便陈辞谢罪,自己愿意承受刺剑削足的酷刑以保全余生。士大夫们都十分同情怜悯蔡邕的遭遇,设法营救蔡邕,可毫无结果,太尉马日磾专程前往王允住处,替蔡邕说情:“伯喈(蔡邕字)是难得的旷世奇才,学问渊博,见多识广,特别是对本朝故事了解颇多,应当给他机会,让他继续写成史书;况且伯喈以忠孝闻名于士大夫之中,现在以莫须有之名给他判罪,恐怕有失众望,不服人心吧!”王允根本不听劝告,反驳马日磾说:“先前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让他写成谤书,流传后世,现在国事衰败,社会上缺乏时代精神,不能让蔡邕像司马迁那样,毁谤和诬蔑幼小的天子,因为这既对神圣的道德教化毫无益处,而且还使我们这些人遭到批评和指责!”马日磾无奈,只得退出,感慨地对别人说:“王允这种作法恐怕不行吧!善待人才,这是一个国家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命脉,而让国家经典得以流传,则是重视国家制度和创作的保障。如今,像王允这样不重视贤才,切断国家的命脉,阻碍国家经典的流传,难道能维持久远吗?”可怜蔡邕最后冤死狱中。之后,文武百官和士大夫对蔡邕的死议论纷纷,王允这才真正明白蔡邕的确罪不及死,后悔莫及。

    董卓死后,王允在如何安排和处理他的旧部时,反复无常,态度极不慎重,而这正是王允最后走向灭亡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他先是想全部赦免董卓的部下,吕布也多次相劝,可继而王允又对群臣解释说:“本来,他们是没有罪的,只是身不由己,跟随董卓,所以不得已听从董卓差遣,犯了错误。现在如果给他们突然加上恶逆的罪名,而且特定赦免他们,恐怕反而使他们猜疑恐惧,心理承受不了,所以,赦免他们无罪不是使他们安心的上上之策,还不如让他们承受惩罚。”吕布又想把董卓的财物赏赐公卿、将校,王允又不准。王允平日却看不起吕布,以剑客对待他。吕布也认为自己有功劳,自吹自擂,既不得意,渐渐与王允不和了。

    凉州兵是董卓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强,而且对董卓最忠心。董卓死后,如何处置凉州兵,是关系王允本人和东汉政权的大事。王允企图削夺凉州兵将领的兵权,取缔全部凉州兵,并且计划利用关东兵去控制他们。可是后来有人对王允说:“凉州兵素来害怕袁绍,畏惧关东兵,而今,如果派关东兵去解散他们,凉州兵人人都会担心性命不保,这样,很容易引起兵变和混乱。还不如任命皇甫嵩(字义真)为将军,去担任凉州兵的统帅,并让他长期留在那儿,以便安抚军心。”王允坚决反对:“这样绝对不行,关东兵是反董卓的义兵,与我们是同一条路线,现在董卓已死,如果继续把他们屯驻在险恶之地,虽然安抚了凉州兵,但是关东兵将领会疑心我们不重视他们。”

    王允身死人手

    凉州百姓听到王允想解散凉州兵的风声后,便到处传言,说王允要杀掉所有凉州人,一时之间,整个凉州人心惶惶,一片惊慌。凉州兵将领本来就成了惊弓之鸟,对自己的前途深感忧虑,当他们得知王允要削夺他们的军权,解散凉州兵的消息后,更是惊慌。绝望的凉州兵寻思:反正是一死,不如死个痛快。于是他们迅速召集军队,严阵以待,准备见机起事,并且互相传告:蔡邕只不过受了董卓的一点厚遇而已,王允便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杀了。对于我们,不仅没有丝毫赦免的意思,反而想剥夺我们的兵权,置我们于死地。我们除了联合起来,别无选择。

    当时,凉州军中最有影响和实力的将领是李傕和郭汜。他们将所有凉州兵集合起来,誓师进发都城长安。东汉官兵不堪一击,不久,李傕、郭汜的部队便攻陷长安。吕布慌忙领兵出逃,在青锁门停住,招呼王允一同逃走。王允断然拒绝,对吕布说:“如果天子祖先在天有灵,能赐福社稷,保佑我们的国家平安无事,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我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以死来报效朝廷。皇上年纪幼小,少不更事,只能靠我们来辅助他。国家遭受如此灾难,如果弃下皇上,只顾自己逃命,我实在是不忍心。况且,我身为宰相,不仅不能使国家平安无事,反而导致逆贼的反叛,我的责任重大啊!请你出城以后,多多鼓励关东豪杰,要常常念及皇上!”说完,便扶着汉献帝逃到宣平城楼。

    李傕、郭汜追到宣平门下,叩头便拜。汉献帝壮起胆子询问道:“你们目无王法,作乱京城,到底打算作什么?”李傕回答说:“董太师对陛下忠心耿耿,却无缘无故遭人杀害,我们只想替太师讨回公道,不敢造反。等到捉拿处决凶手后,我们愿意接受审判。”王允二话没说,向汉献帝行了最后的君臣大礼,便随士兵走下了城楼,李傕、郭汜命令手下当场将王允处决,时年五十六岁。

    王允死后,“天子感恸,百姓丧气”。迁都许昌后,汉献帝思念王允的忠贞气节,便改用隆重的殡礼重新安葬王允,还特意派虎贲中郎将“奉策吊祭,赐东园秘器,赐以本官受绶,送还本郡”。后来,又封王允的孙子王黑为安乐亭侯,食邑三百户。

    王允的坎坷一生中,另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提及:即他对汉代图书、档案等文化典籍的收集和保护。董卓迁都长安时,王允特意把兰台、石室两个藏书馆所藏的图书和档案全部收集整理,用箱子运往长安。“诸藏典策文章,宽共部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惟盖,小乃制为滕囊。”后来,王允又收集了汉朝其他书籍,一律上奏珍藏,“经籍具存,允有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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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勔[miǎn](1075年-1126年):江苏苏州人,朱冲,底层劳动人民出身,“本微贱,庸(佃)于人,梗悍不驯,抵罪鞭背。”苏州混不下去,朱冲流落城外,得遇游方道人,估计几度“后庭”后,老道爽极,送他几个治病的药方。朱冲回城,在市集摆小摊卖药,“病人服之辄效,远近辐凑,家遂富。”这种神话,古今中外一直上演不衰,小药一卖,肯定有人上当有人当托,有了名气,钱就好赚。朱冲心气大,出手阔绰,“结游客,致往来称誉。”

    他善于堆山造园,号称“花园子”,朱勔是宋徽宗的宠臣,为了满足徽宗对于奇花异石的疯狂爱好,朱勔在苏州设立了应奉局,花费大量公家财物,搜求花石,用船从淮河、汴河运到京城。为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一时间,朱勔气焰熏天,他还通过各种手段积累巨额财富,生活奢侈腐化。钦宗即位后,将他罢职放归田里,并下令抄没了他的财产。在朱勔的财产清单上,各种财物不计其数,仅田产就达到了30万亩。为“六贼”之

    由于朱勔动静太大,东南民不聊生,最后连大奸臣蔡京也看不过眼,向徽宗皇帝讲起“花石纲”扰民太甚,“帝亦病其扰”,于是禁止朱勔占用官用运粮船,禁止挖墓毁屋。朱勔小小有所收敛。不久,朱勔故态复萌,又大兴土木,建道观神霄殿,并矫诏称他自己所居的苏州孙老桥一带被皇上下诏赐予朱家,强迫周围百户人口五日内清拆搬迁。当时政治黑暗,人民连自保也不敢,只得收拾东西苍惶搬走。不仅如此,朱氏父子在苏州大兴园池,式样拟同宫禁,又招募数千人为私人卫士,“流毒州郡者二十年。”

    方腊造反,打出的旗号就是“诛杀贼臣朱勔”,由于御史弹劾,朱勔及其子侄官职皆被黜落。方腊攻陷杭州,发现州府衙门贵宾招待所有数十人,皆锦衣金带。大刑伺侯,才知这些人皆是朱勔家奴。所以,当时的谚谣称“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但是,寇平之后,徽宗皇帝好了伤疤忘了痛,宠幸信任朱勔如旧。这个大商人在锦袍上绣上金手印,告诉别人徽宗皇帝常“以手抚之”。有时从内宫饮酒归来,他又用黄帛缠臂,与人交揖,一臂不动,表示说这只胳膊刚刚被皇帝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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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孙峻想与诸葛恪争权,便利用诸葛恪为万民所怨、众口所嫌的机会,说他想制造叛乱。同年十月,孙峻和吴主孙亮定下计策,置酒请诸葛恪赴宴。前一天晚上,诸葛恪精神烦躁不安,通宵不寐,而且,家中数有怪异,因此内心疑虑。到要朝见时,诸葛恪停车宫门之外,逡巡未入。孙峻此时已在帷帐内埋伏了士兵,担心诸葛恪不按时进来,事情败露。于是,出来迎着诸葛恪说:“假如您的身体不舒服,可以以后再来朝见,我去禀告陛下。”想以此来试探诸葛恪。诸葛恪说:“我会尽力进去朝见的。”这时,散骑常侍张约、朱恩等偷偷写条子给他,上面写着:“今日宴会布置不同寻常,恐怕会有变故。”诸葛恪看到后准备返回,在大门处遇到太常滕胤。诸葛恪说:“我突然腹痛,不能入见了。”滕胤不知孙峻的计划,对诸葛恪说:“陛下自从您回来就没见到您,今日设宴请您,您已到了门口,应当尽力入见。”诸葛恪犹豫了一会儿,又返回去了,带剑上殿,向吴主行礼入坐。侍者端上酒来,诸葛恪迟疑不饮。孙峻说:“你的病未痊愈,应当有经常服用的药酒,可自己取出来喝。”喝着自己带来的酒,诸葛恪的心情这才安定下来。酒过数巡,吴主孙亮起身回内殿,孙峻假托如厕,脱掉长衣,换上短装,出来厉声喝道:“有诏捉拿诸葛恪!”诸葛恪惊起,欲拔剑,尚未出鞘,而孙峻的刀已经接连砍下。张约从旁边砍孙峻,伤了他的左手,孙峻也随手砍断了他的右臂。时卫士皆冲上殿来。孙峻说:“要杀的是诸葛恪,如今他已经死了。”于是命令刀剑入鞘,把宫殿打扫干净,继续饮酒。诸葛恪死时五十一岁。

    诸葛恪长子为诸葛绰,是骑都尉,先前因与鲁王串通获罪,被诸葛恪毒杀。次子诸葛竦,为长水校尉;幼子诸葛建,为步兵校尉,听说诸葛恪被杀,车载其母而逃。孙峻派人于白都追杀了诸葛竦,诸葛建欲北投魏国,行数千里后,被追兵所抓。诸葛恪被夷灭三族,其外甥都乡侯张震及常侍朱恩等都被杀。

    早前已有童谣说:“诸葛恪,芦苇单衣篾钩落,于何相求成子合。”成子合反语是石子冈,石子冈是埋葬死人的地方,钩落就是皮带的饰物,民间称为“钩络带”。诸葛恪果然被苇席裹身,竹篾当钩钩在腰间,抛尸在石子冈。临淮人臧均上表收葬诸葛恪,孙亮、孙峻听从,并吩咐下属找诸葛恪尸体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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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为长乐公主是爱妻长孙氏所生,唐太宗视为掌上明珠,因而“特所钟爱”,贞观七年(公元633年),长乐公主正式下嫁宗长孙无忌之子,宗正寺少卿长孙冲。长孙无忌是开国大功臣,凌烟阁排名第一,贞观年间又任宰相。长孙族作为后族新贵,又是功臣之家,可谓富贵至极,显赫非常。当然唐太宗选择长孙家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长孙无忌不仅是太宗的布衣之交,也是长孙皇后的兄长。将爱女嫁给长孙家族无疑是最安心的安排,故后来同是皇后所生的衡山公主同样也嫁入了长孙家族。

    长孙冲是长孙无忌的长子,也是长孙皇后的嫡侄,姑表兄妹相配,可谓亲上加亲。唐太宗眼见爱女配得如此佳婿,高兴之余就引出了一段小插曲。贞观五年(也有记六年),唐太宗在给女儿筹备嫁妆时想要多给,于是对众臣表示“长乐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并所钟爱。今将出降,礼数欲有所加。”房玄龄等答曰:“陛下所爱,欲少加之”。于是敕有司资送加倍于永嘉长公主。永嘉公主是唐高祖李渊之女(武德二年生),也就是长乐公主的姑姑,在辈分上长于长乐公主,理应尊于长乐。唐太宗为了宝贝女儿居然想逾礼而行,幸得诤臣魏征劝谏:“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主,理恐不可,愿陛下思之。”最终太宗收回旨意,此事后又一成美谈。后来唐高宗时期的臣子张鷟还写过影射文批评唐太宗为爱女而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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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叶氏出身贫寒,从11岁给油坊打工,14岁到17岁去上海给人家打工驾小舢板,17岁那年开始自棹舢板,从而发迹。22岁在外商帮助下,在上海开设“顺记五金杂货店”,开始做了小老板。但他从不坐车坐马,一直靠两脚走路步行。后来做了大老板,外商送给他洋汽车,也婉言谢绝,送给他五套西装,他也转送给谋士。他的孙女叶吉谋亲口对我讲:“我爷爷终身穿老布衫到头”。爷爷经常对别人讲:“穿老布衫袄是不忘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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