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陈独秀著名人物介绍

    近代陈独秀个人评价

    中文名:陈独秀,别名: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国籍: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安庆)人。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与改革家、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是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是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是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1920年初前往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发起成立共产党。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任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二、三大)、中央总书记(四、五大)等职务,并任第一至五届中央委员。1927年7月离开中央。1929年11月因就中东路事件发表不同意见而被开除党籍。1931年5月被推选为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重庆(原四川)江津。1942年5月逝世。他是杰出的政论家,其政论文章汪洋恣肆、尖锐犀利,《敬告青年》等很多篇章是近现代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的代表作。晚年进行的文字学研究,是极其重要的学术成果。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陈独秀思想论稿》、《陈独秀著作选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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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代陈独秀个人评价

    作为陈独秀曾经的战友,继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博古、张闻天之后中共党内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一生曾多次论及陈独秀。主要集中于三个时期。

    一是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谈及陈独秀:

    1.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对自己影响极大的人。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认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并没有根本改变。1936年,应斯诺之邀谈及早年经历时,毛泽东多次以尊敬的口吻提到陈独秀。他说,自己当时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

    2.警醒全党牢记历史教训。在承认陈独秀功绩的同时,亲历大革命血雨腥风的毛泽东从未忘记陈独秀放弃党的领导权而使党蒙受的重大损失。尤其是在1930年代后期,由于王明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巨大影响,毛泽东谈及陈独秀,更侧重于提醒全党警惕右倾,要求全党牢记历史教训。当斯诺要求毛泽东对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进行评价时,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把最大的罪责归于陈独秀,认为他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进一步妥协明明就意味着灾难的关头,使党丧失了决定性的领导和自己的路线”。甚至认为,“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多次指出,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警醒“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二是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从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角度谈及陈独秀:

    1.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创党有功。七大前后,毛泽东多次讲自己是陈独秀那一代人的学生。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讲道:“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4月21日,毛泽东在讲七大工作方针时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2.反思全党总结处理陈独秀问题上的教训,要求处理历史问题时真正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七大前夕,毛泽东反思党在处理陈独秀等人历史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与党内错误路线作斗争的基本原则。其一,与党内错误路线做斗争时,应该注重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而不是强调个人问题。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其二,与错误路线作斗争,其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内战时期,喜欢图简便,不愿意同犯过错误路线的人共事,‘一掌推开’‘简单明了’的那样一种作风是不好的。”“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

    不过,肯定陈独秀曾经的历史功绩,并不意味着可以抹煞他曾经的错误。七大前后,毛泽东也多次提醒全党牢记陈独秀的错误。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严厉指责陈独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到了大革命后期就不要马克思主义了”。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同年8月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中央决议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说法,对其后中共对陈独秀的评价起了重要影响。

    三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毛泽东论及陈独秀,使用了“大叛徒”“反面教员”等词语,但是他的批判集中于其组织“托派”分裂党的活动,并非全面否定。

    1955年2月,毛泽东在对《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稿》修改时写下了“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的批语。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的谈话中,又将陈独秀与蒋介石、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同列为“反面教员”。

    毛泽东的这种评价,主要原因在于,他从未忘记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给党带来的血的教训,尤其是陈独秀后期成立托派,背离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错误。而高、饶反党联盟的出现,使毛泽东再次警醒陈独秀后期“搞托派”、“搞分裂”的活动。他认为,对这一类人,“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所以,“只能打倒”。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1953年,经过安徽考察的毛泽东特地嘱咐地方政府照顾陈独秀后人的生活。据此,地方政府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颁发了烈士证书,在世的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及其子女也得到了相应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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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伯之,济阴睢陵人也。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著獭皮冠,带刺刀,候伺邻里稻熟,辄偷刈之。尝为田主所见,呵之云:“楚子莫动!”伯之谓田主曰:“君稻幸多,一担何苦?”田主将执之,伯之因杖刀而进,将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担稻而归。及年长,在钟离数为劫盗,尝授面觇人船,船人斫之,获其左耳。后随乡人车骑将军王广之,广之爱其勇,每夜卧下榻,征伐尝自随。 齐安陆王子敬为南兖州,颇持兵自卫。明帝遣广之讨子敬,广之至欧阳,遣伯之先驱,因城开,独入斩子敬。又频有战功,以勋累迁为冠军将军、骠骑司马,封鱼复县伯,邑五百户。

    义师起,东昏假伯之节、督前驱诸军事、豫州刺史,将军如故。寻转江州,据寻阳以拒义军。郢城平,高祖得伯之幢主苏隆之,使说伯之,即以为安东将军、江州刺史。伯之虽受命,犹怀两端,伪云“大军未须便下”。高祖谓诸将曰:“伯之此答,其心未定,及其犹豫,宜逼之。”众军遂次寻阳,伯之退保南湖,然后归附。进号镇南将军,与众俱下。伯之顿篱门,寻进西明门。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辄唤与耳语。高祖恐其复怀翻覆,密语伯之曰:“闻城中甚忿卿举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为虑。”伯之未之信。会东昏将郑伯伦降,高祖使过伯之,谓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诱卿以封赏。须卿复降,当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复欲遣刺客杀卿。宜深为备。”伯之惧,自是无异志矣。力战有功。城平,进号征南将军,封豊城县公,邑二千户,遣还之镇。

    伯之不识书,及还江州,得文牒辞讼,惟作大诺而已。有事,典签传口语,与夺决于主者。 伯之与豫章人邓缮、永兴人戴永忠并有旧,缮经藏伯之息英免祸,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缮为别驾,永忠记室参军。河南褚緭,京师之薄行者,齐末为扬州西曹,遇乱居闾里;而轻薄互能自致,惟緭独不达。高祖即位,緭频造尚书范云,云不好緭,坚距之。緭益怒,私语所知曰:“建武以后,草泽底下,悉化成贵人,吾何罪而见弃。今天下草创,饥馑不已,丧乱未可知。陈伯之拥强兵在江州,非代来臣,有自疑意;且荧惑守南斗,讵非为我出。今者一行,事若无成,入魏,何遽减作河南郡。”于是遂投伯之书佐王思穆,事之,大见亲狎。及伯之乡人朱龙符为长流参军,并乘伯之愚暗,恣行奸险,刑政通塞,悉共专之。

    伯之子虎牙,时为直阁将军,高祖手疏龙符罪,亲付虎牙,虎牙封示伯之;高祖又遣代江州别驾邓缮,伯之并不受命。答高祖曰:“龙符骁勇健儿,邓缮事有绩效,台所遣别驾,请以为治中。”缮于是日夜说伯之云:“台家府库空竭,复无器仗,三仓无米,东境饥流,此万代一时也,机不可失。”緭、永忠等每赞成之。伯之谓缮:“今段启卿,若复不得,便与卿共下使反。”高祖敕部内一郡处缮,伯之于是集府州佐史谓曰:“奉齐建安王教,率江北义勇十万,已次六合,见使以江州见力运粮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报。今便纂严备办。”使緭诈为萧宝夤书,以示僚佐。于厅事前为坛,杀牲以盟。伯之先饮,长史已下次第歃血。緭说伯之曰:“今举大事,宜引众望,程元冲不与人同心;临川内史王观,僧虔之孙,人身不恶,便可召为长史,以代元冲。”伯之从之。仍以緭为寻阳太守,加讨逆将军;永忠辅义将军;龙符为豫州刺史,率五百人守大雷。大雷戍主沈慧休,镇南参军李延伯。又遣乡人孙邻、李景受龙符节度,邻为徐州,景为郢州。豫章太守郑伯伦起郡兵距守。程元冲既失职,于家合率数百人,使伯之典签吕孝通、戴元则为内应。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辄卧,左右仗身皆休息。元冲因其解弛,从北门入,径至厅事前。伯之闻叫声,自率出荡,元冲力不能敌,走逃庐山。

    初,元冲起兵,要寻阳张孝季,孝季从之。既败,伯之追孝季不得,得其母郎氏,蜡灌杀之。遣信还都报虎牙兄弟,虎牙等走盱眙,盱眙人徐安、庄兴绍、张显明邀击之,不能禁,反见杀。高祖遣王茂讨伯之。伯之闻茂来,谓緭等曰:“王观既不就命,郑伯伦又不肯从,便应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开通南路,多发丁力,益运资粮,然后席卷北向,以扑饥疲之众,不忧不济也。”乃留乡人唐盖人守城,遂相率趣豫章。太守郑伯伦坚守,伯之攻之不能下。王茂前军既至,伯之表里受敌,乃败走,间道亡命出江北,与子虎牙及褚緭俱入魏。魏以伯之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光禄大夫、曲江县侯。 天监四年,诏太尉、临川王宏率众军北讨,宏命记室丘迟私与伯之书曰:

    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开国承家,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耶?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蹶,以至于此。圣朝赦罪论功,弃瑕录用,收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非假仆一二谈也。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倳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世。 夫迷涂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剪,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怀黄佩紫,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将军独靦颜借命,驱驰异域,宁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燋烂。况伪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藁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图,自求多福。

    伯之乃于寿阳拥众八千归。虎牙为魏人所杀。伯之既至,以为使持节、都督西豫州诸军事、平北将军、西豫州刺史,永新县侯,邑千户。未之任,复以为通直散骑常侍、骁骑将军,又为太中大夫。久之,卒于家。其子犹有在魏者。

    褚緭在魏,魏人欲擢用之。魏元会,緭戏为诗曰:“帽上著笼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为始平太守。日日行猎,堕马死。

    详细点击:【南北朝:陈伯之(冠军将军、骠骑司马)】

  • 孙科民主制度

    在政治理念上,孙科非常欣赏英美的民主

    制度。他一度是“以党治国”的积极拥护者,但是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党治弊端的逐步暴露,转而在国民党内最先提出结束党治、尽速实施宪政的主张。抗战后期,他又呼吁实现多党制的民主政治。1944年,孙科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认为中国“必须先有贤明的政治领导,使中国及其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这种政治主张,反映了在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权时,孙科试图以西方的模式来重新调整发展方向的努力。

    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孙科一直对蒋介石的独裁不满。1931年,他曾经指责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抗战后期孙科再次猛烈抨击蒋介石,要求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风实在是走错了路”,要求健全国民党的选举制度。

    孙科经济民生

    孙科一生服膺其父的三民主义,但也认为“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前提出发,强调用改良的方法尽快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

    孙科对共态度

    至于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孙科几经反复。他曾与宋庆龄一道,联名呼吁恢复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但到了抗战前期,他又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共产党。到了抗战后期,他又改变态度,公开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种种现象表明,孙科的政治理念显得并不十分成熟。

    详细点击:【民国:孙科(孙中山与卢慕贞的长子)】

  • 齐威王将要把薛地封给田婴。楚威王听到此事后大怒,准备讨伐齐国。齐威王产生停止封地的想法。公孙闬说:“封地的事成功与否,不在齐国,还将在楚国。我去劝说楚王,让他想要把土地封给您的心情比齐国还急迫。”田婴说:“愿意把这件事托付给您去办理。”公孙闬为田婴对楚威王说:“鲁国、宋国事奉楚国而齐国却不事奉楚国,这是因为齐国强大而鲁国、宋国弱小的缘故。大王难道只认为弱小的鲁国、宋国对自已有利,却为什么不讨厌齐国的强大对自已有害?如果齐国分地而封给田婴,这是使自己衰弱的作法。希望君王不要阻止。”楚威王认为公孙闬说的很对,因此没有阻止齐威王把薛地封给田婴。

    齐威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21年)四月,齐威王将田婴封在薛地(《史记·孟尝君列传》误作齐闵王三年)。同年十月,开始扩筑薛地城池。

    详细点击:【春秋战国:田婴】

  • 曹吉祥最早为王振门下,正统初年(1536年),朝廷派大军到麓川征讨思任发,曹吉祥担任监军。

    正统九年(1444年),曹吉祥又参与征讨兀良哈,与成国公朱勇、太监刘永成分道出兵。

    正统十三年(1448年),与宁阳侯陈懋等到福建镇压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与太监王瑾提督火器。每次出兵,他都挑选一些勇敢的蕃将和灵活矫健的士卒隶属于自己帐下,班师后则把他们养在家里,故家中多藏有武器和勇士。

    详细点击:【明朝:曹吉祥】

  • 从上中学时起,彦涵就开始组织学潮,反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不抵抗政策。虽然他的

    学习名列前茅,但仍被学校开除。1935年,在舅舅的帮助下,喜欢美术的彦涵进入了国立杭州艺专学习绘画。这是当时颇负盛名的艺术学府,尤以美术教育闻名于世。

    1937年,正当彦涵在艺专读完预科三年级的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开始逼近杭州。此刻,艺专的领导人带领学生沿钱塘江开始向西转移。在撤退到长沙的过程中,他为抗战的激情所驱使,发起和组织学生成立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平时,他常去中共地下党开办的“生活书店”阅读进步书籍,还买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躲在被窝里一直读到深夜,书中的故事深深地影响着他。

    在长沙期间,彦涵还偷着跑去听了中共湖南省委徐特立的政治报告,延安的抗战情况,进一步地影响了他,彦涵开始在心里地向往延安。

    1938年夏天,彦涵迈出了人生决定性的一步。他没有选择和其他同学一样出国留学,而是秘密地投奔了延安。在几乎没有任何物质准备的情况下,和同学杜芬从西安出发,徒步行走了11天约800余里,终于到达了延安。

    彦涵回忆说:“我那时候对革命是很无知的,但却真心实意地要参加革命。原本我们都是想去法国留学的,但那时候中国人受到日本人的侵略,国家都没了,哪里还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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