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梁启超著名人物介绍

    近代梁启超斥责志摩

    中文名:梁启超,外文名:Liang Qichao,别名: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变法领袖之一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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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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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代梁启超斥责志摩

    民国十四年(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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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姬旦辅佐武王

    周公旦,是周武王姬发之弟。周文王姬昌还在世时,周公作为儿子非常孝顺,忠厚仁爱,胜过其他兄弟。到姬发即位,旦经常佐助辅弼姬发,处理很多政务。周文王时,周人已经开始了与商王朝的周旋与斗争。当初,姬昌取得了商纣王帝辛的信任,殷王赐命姬昌弓矢、斧钺,可以有征伐之权。姬昌受命七年驾崩,姬发即位,仍然以太公望(姜尚)为国师,以周公旦为辅相。太公、周公是武王最为得力的助手。周公是武王的同胞弟弟,这一点与太公不同,因此,无论军国大事,还是其他的疑难小事,武王总是与周公商讨。

    武王正式即位之年(公元前1050年)二月,武王在丰地秘密地与周公接触,武王日夜思虑灭商之事,悄悄地考虑怎样才能得到诸侯的配合与响应。武王担心推翻商朝的时机到来后会轻易丧失,就像到了秋天,庄稼已经成熟,如果不去收获,颗粒会自动落地。周公回答说:“决定的因素在于德。对周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敬尊天命,远近诸侯都不要冒犯,已经和好的诸侯不要再失去。要继续修明道德,不要安逸无为,否则会难以收拾”。

    武王计划灭商,但也担心有些事情做不好。在即位第二年(公元前1049年)一月的一天,武王又把周公召到跟前,对周公说:“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敬听以勤天下。”说自己早晚都在戒备殷人,可不知道最好的办法。他向周公求谋,从而恭听以勤谨地为天下努力。于是,周公又劝诫武王顺德谋事。

    公元前1049年举行的孟津(今河南洛阳孟津县)会盟与誓师中,也体现了周公敬德的思想。武王先祭祀天神,向东校阅军队,一直到达孟津。这次行动,是武王即位后第一次大规模出师。《史记·鲁周公世家》说此次行动由“周公辅行”。他们制作了文王的神主,用车子载着,置于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表示是奉文王之命进行征伐,不敢自己专行。于是昭告各官,要求大家谨敬虔信,自己承袭先人的德业,还明定赏罚,以更好地完成任务。此次观兵显然带有演习的性质,这便于熟悉地形和路线,以利于以后大军渡河北伐,也可试探商朝的虚实和诸侯的反应。这次会盟,不期而至的有八百诸侯。这对于武王坚定灭商决心,继续修德待时,是一个更好的促动。

    姬旦克殷建周

    殷纣王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西方姬姓势力发展的严重性,他对外征东夷,对内拒谏饰非,醇酒妇人,酒池肉林,把国内政治搞得一片混乱。文王死后,武王即位,以周公为最主要的得力助手,在召公、毕公等帮助下,在

    孟津观兵,大会天下诸侯。这是一种进攻前的总演习,也是一种试探。观兵后的第二年十二月,武王在周公等人的帮助下,统率战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渡过盟津。约前1027年二月甲子凌晨,武王在商郊牧野集众誓师,誓词就是《尚书》中的《牧誓》。

    纣王因大军前往东方征讨东夷,临时组织囚犯抵挡,结果囚犯掉转矛头,往回冲杀,纣军溃败。纣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第二天,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在武王左右,向上天和殷民宣布纣王罪状,正式宣布殷朝灭亡,周朝取而代之,武王为天子。。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周公的地位仅次于武王,周公把的大钺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灭掉殷商之后对如何处置殷商遗民和上层贵族的问题,武王把原来商朝直接统治的地方,分成三部分,邶由纣王之子武庚禄父掌管。卫由蔡叔度掌管,庸由管叔鲜掌管,史称“三监”(也有的说管叔、蔡叔、霍叔称为“三监”。但说霍叔为“三监”之一,《史记》《汉书》等都不载)。管叔的封地在管,蔡叔的封地在蔡。封周公之子伯禽于奄。封太公望于营丘。封召公奭于燕。

    姬旦分陕而治

    武王灭商二年后去世,成王幼小,尚在襁褓之中。周公怕天下人听说武王死而背叛朝廷,就登位替成王代为处理政务,主持国家大权。管叔和他的诸弟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周公就告诉太公望、召公奭(shì,式)说:“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只是为了完成稳定周朝之大业,我才这样做。”西周初年周公辅佐天子周成王东征灭掉了伙同武庚叛乱的奄国,分封周公长子伯禽于奄国故土,沿用周公初封地“鲁”称号建立鲁国,国都为曲阜,疆域在泰山以南,今山东省南部。

    当时,西周天下很不稳定,周公旦和召公奭二人遂决定分陕而治。“陕”即今三门峡一带,《水经注》说是老陕州城一带(陕陌),《括地志》则说指陕塬(今三门峡陕县张汴塬)。当年周、召二公商定,凿了一根高三米五的石柱栽于分界之处,称作“立柱为界”。周公、召公以“陕”为分界线,把周王朝的统治区分为东西两大行政区,周公管理陕之东,召公管理陕之西(陕西之名,即渊源于此)。这根石柱,当年就栽在分界之处,是中国最早的界石。

    周、召分陕之后,周公旦就可以把主要的精力用于防备殷商遗民的反叛,稳定东部新拓展的领地;而召公奭的责任就是进一步开发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建立巩固的经济后方,为周王朝进一步开拓疆土解除后顾之忧。

    姬旦二次东征

    管叔、蔡叔勾结纣王的儿子武庚,并联合东夷部族反叛周朝。周公乃奉成王之命,举兵东征,写了《大

    诰》。公元前1022年,周公顺利地讨平了三监的叛乱,诛斩管叔,杀掉武庚,流放蔡叔。收伏殷之遗民,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让他奉行殷之祭祀。周公讨平管蔡之后,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奄(今山东曲阜)等五十多个国家,把飞廉赶到海边杀掉。从此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平定淮夷及东部其他地区,二年时间全部完成。诸侯都宗顺周王朝。

    武王克商只是打击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东征才扫清了它的外围势力。三年的东征灭国尽管有五十个左右,而占领地的巩固和扩大还是在分封同姓之后。东征以后,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为东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周公东征象疾风骤雨席卷了大河下游,搅动了原有民族部落的格局。徐国一部分逃到江南(今江西);一部分东夷被赶到淮河流域;嬴姓西迁;楚国逃到丹水流域。这造成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东征的战斗是残酷而激烈的,战士们跟着周公东征,斧子砍出了缺口,纵使饱经战斗的苦楚,能够生还是很幸运的了。东征的战士思念家乡,一旦解甲归田,心中充满了种种遐想,《诗经·豳风·东山》,就是这种心理的生动写照。再也不是内外交困,战斗之前的那种“风雨所飘摇,予唯音噍噍”的局面了。

    姬旦以藩屏周

    周公旦平叛以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正式建议周成王把国都迁到成周洛邑(今洛阳)。同时把在战争中俘获的大批商朝贵族即“殷顽民”迁居洛

    邑,派召公在洛邑驻兵八师,对他们加强监督。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地区,是战争胜利之后的大问题,殷人灭夏、周人灭殷,都是拱卫国都的周边封国被灭导致的,如夏末的韦,顾,昆吾皆是异姓诸侯,“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而商末的黎,邘,崇等是商西部的拱卫者,周文王伐灭后,武王则可以长驱直入抵商都附近的牧野灭纣。武庚和奄国、淮夷的叛乱,表明重要地区不能再用旧的氏族首领,必须分封周族中最可信赖的成员到国都的周边拱卫王都,这和武王时期的分封已经有本质的所不同。

    建都洛邑后,周公旦开始实行封邦建国的方针。他先后建置七十一个封国,把武王十五个兄弟和十六个功臣,分封到封国去做诸侯,以作为捍卫王室的屏藩。另外在封国内普遍推行井田制,将土地统一规划,巩固和加强了周王朝的经济基础。

    周公旦封小弟康叔为卫君,令其驻守故商墟,以管理那里的商朝遗民。分给他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锖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多是些有某种手工艺专长的氏族。康叔封地不仅面积大,而且统有八师兵力,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姜太公原被封为齐侯,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周公让召公封给太公的土地是“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同时还具有专征专伐的特权,“五侯九伯,实得征之。”营丘附近还有许多小国,太公就封时东夷族莱人就和他争地。齐国先后灭掉这些小国,而成为东方大国。周的同姓召公奭被封到燕,召公长子在平叛之后才就封,建都于蓟(今北京一带)。燕是周王朝东北方的屏障。它的设立可以切断殷商旧族和他的北方同姓孤竹国的联系,又可以和松花江、黑龙江、辽河一带的肃慎族靠近。肃慎原是周的远方属国。北京和辽南都发现不少商、周铜器。证实周初的燕确实统治北方广大领土。

    三监之乱,微子没有参加。周公平叛之后命他代表殷人后代,奉祀殷的先公先王,立国于宋(今河南商丘),后来宋成为有名的大国。宋的西面有姒姓杞国(夏禹的后代,今河南杞县),西南有妫姓的陈(虞舜的后代,今河南淮阳),北面还有一些小国。宋处在诸国包围之中。

    除去上述国家之外,周公还分封了大量的同姓国和异姓国。据《荀子·儒效》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良说,“周公弟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可见周公分封的大大小小的国家,数不在少。

    姬旦卜都定鼎

    据何尊铭文载,周武王灭商后,由于镐京偏西,不能控制殷商旧族广泛分布的东方地区,就提出过在天下的

    中心建都的设想,武王还曾为此夜不能寐,对周公叹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为巩固新政权,周武王曾考察过伊﹑洛二水一带的“有夏之居”,准备于此建设新的都邑,但未能全面实行便驾崩离去。周公二次克殷后,对东方辽阔疆域的开拓,迫切要求统治重心的东移。周公秉承武王遗志,建洛邑,在东征平叛以后,这件事更具有紧迫性,召公先去相地卜宅“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洛邑位于伊水和洛水流经的伊洛盆地中心,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南望龙门山,北倚邙山,群山环抱,地势险要。伊、洛、瀍、涧四水汇流其间。据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顺大河而下,可达殷人故地。顺洛水,可达齐、鲁。南有汝、颍二水,可达徐夷、淮夷。伊、洛盆地确实是建都的好地方。

    周公执政的第五年(前1020年),正式开始大规模营建成周洛邑。三月初五,召公先来到洛邑,经过占卜,把城址确定在涧水和洛水的交汇处,并进而规划城廓、宗庙、朝、市的具体位置,五月十一日规划成功。第二天,周公来到洛邑,全面视察了新邑规划,重新占卜,卜兆表明瀍水西和涧水东,洛水之滨营建新都大吉。对于周公营建洛邑的过程,在《尚书》中也有有简明扼要的描写:据《尚书·召诰》载:公元前1039年二月的一天,周成王派遣太保召公前往洛邑,勘察建都基地,名曰“相宅”。三月五日,召公到达洛邑,经“卜宅”得到吉兆后便正式奠基动工。同年三月十二日,周公来到洛邑。二十一日,在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后,他向殷商贵族和各诸侯国的首领发布了营建洛邑的命令。自此,揭开了大规模营建“大邑周”的序幕。

    由周公主持营建的洛邑被称为“成周”或“新邑”等,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述:“堀方千七百二丈,郛方七七里。以为天下之大凑”,“设丘兆于南郊,建大社于国中”。城内的主要建筑有太庙、宗庙(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等“五宫”。这些宫殿、宗庙的建筑结构均为“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

    累、复格、藻税、设移、旅楹、画旅”等式样,城内还有“内阶、玄阶、堤唐、应门、库台、玄阃”等不同的通道。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因此地原有鄏邑,北有郏山,故又称“郏鄏”。新都为周王所居,又叫“王城”。新邑东郊,瀍水以东殷民住地叫“成周”。

    据《尚书·洛诰》载:“当年十二月,洛邑初步落成。周王朝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大典。周公带领百官,使他们在旧都熟悉礼仪之后,再跟从王前往新邑。周成王在新邑开始用殷礼接见诸侯,在新都洛邑祭祀文王,这些礼节是非常隆重而有条不紊的。

    姬旦制礼作乐

    成周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这里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种典章制度,谋划周王朝的长治久安。

    据《尚书大传·康浩》称:“周公居摄三年,制礼作乐,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物品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

    周公摄政期间,就在继承《万》舞的基础上,于六年制礼作乐时先主持制作了歌颂武王武功的武舞《象》和表现周公、召公分职而治的文舞《酌》,合称《大武》;七年洛邑告成,为了祭祀文王,周公又主持为传统的《象》舞配以新的诗歌,制作了表现文王武功的《象》舞。

    “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方面。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尊卑贵贱的区分,即宗法制,进一步讲是继承制的确立。由于没有严密的继承制,周公固然可以称“咸王”,管、蔡也可以因争王位而背叛王室。小邦周不能不考虑大邦殷的经验教训,何况周公对夏殷历史是了如指掌的。殷代从先妣特祭和兄终弟及的人数有限看,是分了嫡庶的,是子以母贵的。殷是传弟和传子的并存,曾导致了“九世之乱”。传弟终究还要传子,这本来是生物的规律。传子和传弟有传长、传幼和传贤的矛盾。传弟更有个传弟之子和传兄之子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往往导致王室纷争,王室纷争又会导致王权衰落,国祚不久。殷代从康丁以后,历经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明显地废除了传弟制而确立了传子制。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维护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等级森严的礼法。这种礼法是隶属关系的外在化。反过来,它又起到巩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维护周天子的统治,谁要是违反了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等的具体规定,便视为非礼、僭越。周天子能授民授疆土,则必以土地国有为前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时代,并非虚构。由此引申出来的“田里不鬻”;土地不许买卖,恐怕也出自周公。周公能授给姜太公以专征专伐的特权,那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恐怕是周公时代或更早确立而为周公所法定下来的。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册封、巡狩、朝觐、贡纳等制度,也很可能是周公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姬旦致政成王

    周公旦摄政六年,当成王已经长大,他决定还政于成王。在还政前,周公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

    之鉴,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然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周公旦退位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乐,继续完善各种典章法规。周公制礼作乐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彻底交给了成王。《尚书·召诰》、《尚书·洛诰》中周公和成王的对话,大概是在举行周公退位、成王视事的仪式上,史官记下的。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王的重任;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的时候,毅然让出了王位,这种无畏无私的精神,始终被后代称颂。

    但是,周公并没有因退位而放手不管,成王固然对他挽留,而他也不断向成王提出告诫,最有名的是《尚书·无逸》。《无逸》开头就讲,知道种地务农的辛劳,才懂得“小人”。父母辛勤务农,而他们的子弟不知道种地的艰辛,就会贪图安逸乃至妄诞,甚至侮辱他的父母说:“老年人,什么也不懂。”这种不孝的话在当时是决不许讲的。《康诰》中还提到,对不孝不友的人要处以刑罚。作一个最高统治者要知道下边的隐情疾苦,否则就会做出荒诞的事情来。周公接着举了殷代名君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商汤之孙祖甲,不是庄严威惧,勤自约束,“不敢荒宁”,就是久为小人,能保惠小民,不敢侮鳏寡,他们享国都能长久。尔后的殷王,生下来就安逸,不知道务农的辛劳,只是贪图享乐,因而他们享国也都不长久。周公接下去又举有周的太王、王季的谦抑谨畏,特别提到文王穿不好的衣服,自奉节俭,参加农业劳动,能“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从早到过午有时连饭都来不及吃,为的是团结万民。他不敢盘桓逸乐游猎,不索取分外的东西,因而享国也比较长久。周公告诫后代,不许放纵“于观、于逸、于游、于田(田猎)”,不能宽容自己说:姑且享乐一下,不能象商纣那样迷乱于酒。如果不听,就会变乱先王正法,招致民人的怨恨诅咒。有人告诉说:“小人恨你、骂你。”要说自己有错误,深自省察,不许含怒,不许乱杀无辜,乱罚无罪。不然,相同的怨忿集中到你一个人身上,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周公致政三年之后,在丰地养老,不久得了重病,病终前,周公叮嘱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离开成王”。周公死,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之后周公被葬于文王墓地毕,成王说:“这表示我不敢以周公为臣”。

    详细点击:【周朝:姬旦】

  • 《左传》上并无屠岸贾其人,造就赵孤的元凶是赵武的母亲、赵朔的遗孀庄姬。庄姬与赵朔的叔叔赵婴私通,赵婴被赵同、赵括驱逐到了齐国。前583年,下宫之难,赵庄姬、栾氏(栾书)、郤氏(郤锜)诬陷赵同、赵括谋反,一起被害。韩厥为了报答赵衰之恩,向晋景公推荐赵庄姬与赵朔的儿子赵武承袭赵氏家族。

    《左传》与《史记·赵世家》的不同点:

    赵朔、赵婴没有被杀。

    赵庄姬不是受害者,而是加害者。

    没有赵氏孤儿最核心的关于屠岸贾、程婴、公孙杵臼的故事。

    《史记·赵世家》是根据战国时期赵国的史料写成,古今很多学者认为这些史料不真实,是赵国君王避讳祖先的污点,《左传》的记载才能反映事情的真相。一个旁证是赵同、赵括在前597年—前583年之间都有活动的记载,所以他们应该死于前583年,即《史记·赵世家》记载的赵武复仇之年。赵武,又称赵文子(前598年-前541年)、赵氏孤儿。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大夫赵盾之孙、赵朔之子,母为晋成公之女,史称赵庄姬(《史记·赵世家》记载为晋成公之女,并非事实,属司马迁之误)。世人尊称赵孟,春秋时代晋国的执政大夫。赵氏为晋国世族,其曾祖赵衰为晋文公时大夫,曾辅佐文公成就霸业。其祖父赵盾,作为晋国的执政大臣,历事襄公、灵公、成公三朝。其父赵朔在晋景公时,继任大夫之职。其子赵成,字景叔,谥赵景子,其孙赵鞅。晋景公三年(前597),担任司寇的晋国大夫屠岸贾,图谋作乱以控制晋国政权,决计首先消灭赵氏势力。于是就借口赵穿(赵盾的族弟)曾刺杀晋灵公,其责任在于赵盾,便背着晋景公擅自发兵攻打赵氏于下宫,诛杀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等,灭了赵氏全族。赵朔的妻子是晋景公妹妹的,当时怀有身孕,逃进王宫躲避。过了不久,生下一男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赵氏孤儿赵武。据《史记·赵世家》记载,当时,屠岸贾曾进宫搜索孤儿,赵朔妻把孤儿藏进裤档里,祝告说:“赵家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果然在搜索的过程中,孤儿就没有出声。后来,孤儿终于被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和赵朔的朋友程婴辗转救出宫来。公孙杵臼为此献出了生命,程婴带孤儿藏匿到山中。(今山西盂县有藏山,相传即为当时程婴藏孤之处;今山西忻州市西郊和垣曲县中条山也各有一处藏山。按:灵公、景公尚都于绛,即今山西翼城县,藏孤之处不宜距国都过远,当在今晋南境内,故似应是垣曲县中条山的藏山)。15岁时,在年高望重的晋大夫韩厥等人的努力下,晋景公为赵氏昭雪,平反了冤狱,发兵攻灭屠岸贾,并尽灭其族,立赵武为大夫,恢复了赵氏的土地封邑。晋平公十二年(前546),赵武担任正卿,主持晋国国政,代表晋国到宋国的国都商丘出席了弭兵大会。这次弭兵的建议是由宋国大夫向戌提出,而实际上体现了赵武偃武修文的政策。他一贯主张减轻各诸侯国对霸主的贡纳,加强礼仪方面的要求,各国都循礼行事,即可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早在晋平公十年(前548),他耖。说过:“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所以,向戌提出弭兵建议,晋国首先响应。在会盟中,赵武处处表现出息事宁人的态度,重信义,崇礼让,使弭兵活动取得了实际成效。弭兵大会由晋、楚两国联合发起,共有晋、楚、鲁、宋、蔡、卫、陈、郑、曹十国代表出席。大会约定晋、楚两国息兵停战,共作霸主。主持晋楚弭兵大会,是赵武平生所参加的一次重大政治外交活动。这次活动不仅扩大了赵武在诸侯国之间的影响,也增强了赵氏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晋平公十三年(前545),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国。经过一番对当时晋国政治形势的考察和研究,延陵季子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晋国之政卒归于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之后矣!”后来事实证明,延陵季子的论断完全切合实际。赵武执政期间,在内政外交上都奉行稳妥平和的政治路线,虽然没有十分突出的建树,但保存了晋国的实力,维持住晋国的霸主地位,在与楚国抗衡中并未明显处于下风,还是有值得称道之处。故晋大夫祁午曾对赵武说:“师徒不顿,国家不罢(疲),民无谤言,诸侯无怨,天无大灾,子之力也。”为了维护弭兵的成果,赵武曾“再合诸侯,三合大夫”,多次会盟。就在他去世那年(晋平公十七年),还与楚、齐、宋、卫、陈、蔡、郑,许、曹等国在虢(东虢,在今河南郑州市北古荥镇)地会盟,重温宋国会盟时达成的协议,维护各诸侯国之间的休战状态。可能是与早年的颠沛流离有关,赵武晚年总觉得心身俱衰,委顿之色溢于言表,如对周王室使者刘定公说:“吾侪偷食(苟且偷生),朝不谋夕。”对秦国公子后子说:“朝夕不相及,谁能待五(年)?”自感劳瘁,倦于勤政,应答宾客之际,流露出天年不永的症兆。这和他婴儿时期的传奇经历相映成趣,增加了他一生的戏剧性,为史书大书特书。赵武死后,谥为文子。赵武以后三世至赵襄子,韩、赵、魏灭智伯,三家分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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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唐书·卷七十六·列传第一·后妃上

    高宗则天顺圣皇后武氏,并州文水人。父士彟,见《外戚传》。

    萧妃女义阳、宣城公主幽掖廷,几四十不嫁,太子弘言于帝,后怒,酖杀弘

    《新唐书·卷八十三·列传第八·诸帝公主》

    高宗三女。

    高安公主,义阳母弟也。始封宣城。下嫁颍州刺史王勖。天授中,勖为武后所诛。神龙初,进册长公主,实封千户,开府置官属。睿宗立,增户千。薨开元时,玄宗哭于晖政门,遣大鸿胪持节赴吊,京兆尹摄鸿胪护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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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直不疑,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在汉文帝的时候,他曾经担任郎官。一次,他的同房郎官中有人请假回家,但是这个人错拿了另外一个郎官的黄金。不久,黄金的主人发现了黄金的丢失,便胡乱猜疑是直不疑干的。对此,直不疑没有做任何的辩驳,他买来了同等的黄金,交给了失主。过了几天,请假回家的郎官返回来,把错拿的黄金交还给了失主。这个丢失黄金的郎官十分地惭愧,向直不疑道歉,直不疑十分地大度,没有任何怨言。因此,远近的人都称赞直不疑是位忠厚的人。汉文帝也称赞并提拔了他,他逐渐升至太中大夫。一次上朝时,有人诽谤他说:“直不疑相貌很美,但是惟独拿他和嫂子私通没有办法啊!”直不疑听说后,说:“我是没有兄长的。”过后他不再自我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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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立即携徐宗汉北上。因清朝关卡检查严密,无法到达武汉。夫妇俩绕道来到了上海,徐宗汉找到了张竹君。张竹君一口答应把他夫妇二人送到武汉。此时,上海虽为大清红十字会基地,但官办色彩浓重。张竹君经多方奔走、联络,在1911年10月19日成立了中国赤十字会。上海五洲药房经理项松茂迅速作出反应,在21日出版的《申报》上刊登致张竹君的公开信,对张之义举大加赞赏,“顷读报章,知贵女士有赤十字会之发起,躬率高足驰赴战地施展仁术,救死扶伤,志虑宏远,宗趣正大,南丁格耳之再见,人道主义之日昌,诚足以上格天心,近回人祸,甚盛!甚盛!”

    中国赤十字会成立后,她迅速组建了“红十字会救伤队”,24日登上了“瑞和”号。包括黄兴夫妇在内的多名革命党人混迹其中。轮船经过九江,看到湖口炮台悬着白旗,知道九江已经光复,船上一百多名同志才露出真实身份。28日下午5时,“瑞和”号安全到达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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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于陈立夫与蒋介石的另一心腹、台湾省主席陈诚不睦,为防止内斗,败退台湾之后的蒋介石决定清除陈立夫这块绊脚石。陈立夫察言观色,明白蒋的用意,一次在跟蒋介石谈话时主动表示:“总裁,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该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果夫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果夫和我都不宜参加此次党的改造。”蒋介石听后,默不作声。陈立夫知道大势已去。不久,陈立夫得到了蒋介石的命令,叫他在24小时内离开台湾。1950年8月4日,陈立夫带着全家仓促离台。

    离台后,陈立夫一家先到瑞士,稍事停留之后迁往美国,最终定居在新泽西州湖林城外的来克坞镇。此时的陈立夫,刚年满50岁。虽被称为“四大家族”之一,论资产陈家实际上根本不够格称作“大家族”,因此,谋生很快成为陈立夫流亡生活的主题,于是陈立夫决定办个养鸡场。当时,在美国定居的江苏医学院前院长胡安定准备投资办个养鸡场,需要合伙人,找到了陈立夫。陈立夫与胡安定考察了60个养鸡场,挑一个便宜的买下来,成交价为4.7万美元,可先付2万元,剩下的分十年付清。陈、胡二人翻箱倒箧,倾尽所有,只凑足8000美元,四下里告贷,经朋友援手,总算把鸡场盘了下来。

    陈立夫的这个养鸡场,上上下下只有陈立夫和夫人孙禄卿两人。夫妻二人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饲料、孵鸡、捡蛋、大小分类、洗蛋、秤蛋、包装和运送外,还得请专家打针。这段生活虽然清苦,但一家人却也其乐融融。陈立夫的小儿子陈泽宠曾经回忆,陈家当时只有一间房子,鸡儿就那么在屋子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家人只好在鸡群里面跑来跑去。

    那时候很多人去看陈立夫,有人看到陈立夫打着领带在鸡场工作的照片,怀疑他养鸡只是“作秀”。作家李敖曾就这个问题问过陈泽宠,陈说:“你太不了解我父亲了,他非常尊重中国传统礼仪。他觉得见客人不穿正装很不礼貌,所以平时他就打个领带,再带上围兜,如果有客人来,他赶紧摘掉围兜,不然还要进去换衣服。在他的想法里,衣服不见得要华丽,但一定要整洁。”

    陈家养鸡场最兴隆时养了6500多只鸡。陈立夫的儿女曾问他:“你为什么要养鸡?这又不是你的专业。”陈立夫无奈地说:“鸡不会像人那么复杂,鸡比人听话,鸡比人好管。”为节省开支,陈立夫的养鸡场全部采用人工饲养,劳力支出很大,陈立夫出力最多。三年下来,养鸡场利润可观。

    好景不长,随着横贯美国东西的高速公路通车,西部地区大量廉价鸡蛋源源而来,蛋价暴跌,直接威胁到了陈家养鸡场的生存。不幸的是,1964年10月,陈家养鸡场附近的森林失火,陈家养鸡场被烧了个一干二净。好在陈的长子、次子均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还找到了不错的工作,陈立夫夫妇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些接济。

    鸡场被焚后,陈立夫又把目光投向养鸡业的“下游产业”———鸡蛋加工上面。陈立夫家中有一个做皮蛋的秘方,陈立夫按秘方做出的皮蛋,不仅好吃,而且好看,在美国的华侨之中,人称“陈立夫皮蛋”。中秋节到来之时,颇有商业头脑的陈立夫将2万个鸭蛋制成鸭蛋黄供应,着实赚了一大笔钱。随后,他又扩大业务,做湖州粽子、年糕、咸鸭蛋等。

    在当年唐人街,陈立夫家制作的辣椒酱也一度成了热销品。当时,陈家在美国有很多老朋友,经常到陈家聚会。陈夫人很会做菜,大家觉得她做的辣椒酱非常好吃,先是有人来要一罐两罐,后来三五罐,越来越多,直到有人开始订购。陈夫人后来说,她是盛情难却。这种辣椒酱味道鲜美,有人美其名曰“陈立夫辣椒酱”。

    立夫开养鸡场、卖皮蛋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进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在鸡场起火和出鸡瘟的时候,蒋介石还曾秘密通过近臣俞国华给陈家寄钱,帮陈家渡过难关。陈诚死后,蒋介石派人赴美,让陈立夫准备尽速返台定居,并指派专人在台湾为陈立夫督造官邸。当时已任“国防部长”的蒋经国亲自出马为陈宅选址。1969年国民党开完“十全”会后,陈氏夫妇回台湾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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